天宝六年（747），大唐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并兼安西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率军进攻被吐蕃控制的小勃律国。

唐军方面四月上旬从安西龟兹出发，途中经过拨换城、疏勒镇、葱岭守捉特勒满川，七月十三日到达小勃律连云堡，当天就击破这一要塞。

接着快刀斩乱麻七月二十日就拿下了阿弩越城，中间还翻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坦驹岭，三天后的七月二十三日就攻下了小勃律王都孽多城。

(资料图片)

这一战，是天宝年间唐军在西域地区取得的一场巨大胜利，即使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很有价值。

这一方面体现在这一战完全实现了唐帝国的既定战略目标，也就是重新控制了吐蕃人从青藏高原西北部进入西域、进攻安西四镇的道路。

另一方面则是这一战的难度很大，安西唐军在高仙芝率领下翻过帕米尔高原，越过了海拔4600米的兴都库什山脉坦驹岭，是一场难度极大的高原山地作战。

文字会骗人，因为里面总会加入人的主观色彩；但高山不会，雪山不会，屹立上亿年的帕米尔高原更不会。

天宝六年高仙芝发起的小勃律之战是一场罕见的高原山地作战，让我们能认识到唐代军事作战能力的高度

这一战，是大唐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比较少见的一次“骑械化”条件下的大兵团高原山地作战行动，体现出了高仙芝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我国一千多年前的军事装备、军事体系水准。

一、

勃律地区大概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地处于查谟—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之北, 与我国新疆毗邻。

中国古代关于勃律地区的记载非常早，也比较清晰，该地区在沟通西域、青藏高原等地中具有重要作用，这让青藏高原政权非常关注勃律地区，以至于清代这里被称作小西藏。

关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命安西都护府发起的这次作战行动，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传统史学家认为，这是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的典型表现，毕竟在唐帝国的极西端发起一场艰苦的雪域高原作战，不是仁君所为。

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玄宗朝时唐帝国与吐蕃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小勃律是吐蕃与中亚、西域联系的“勃律道”咽喉。

吐蕃人通过这条道路既可以北上与突骑施联合对四镇和北庭进行合围，也能与中亚各国贸易并输入铁制品和马匹。

唐帝国要压制吐蕃帝国，至少要保证吐蕃人不能任意使用勃律道，因此唐帝国才一直与吐蕃人在克什米尔苦寒之地拉锯。

后一种观点无疑更加接近真相，虽然此时的李隆基确实已经飘飘然了，但如果想维持唐帝国在西域的主导地位，唐军必须避免吐蕃人轻易通过勃律道北上西域。

在天宝六年高仙芝发起这次成功的作战行动之前，唐军已经在勃律地区和吐蕃人多次交手。

开元十年九月，吐蕃进攻小勃律，攻占九座城堡，小勃律国王没谨忙亲唐，赶紧向北庭节度使张孝嵩求救，没谨忙说道:勃律，唐之西门，失之，则西方诸国皆堕吐蕃。

这段话，可以说点出了勃律地区在唐吐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张孝嵩也明白这一点，当下安排疏勒副使张思礼带领蕃汉步骑四千救援小勃律，没谨忙也出兵相助，最终唐军击败吐蕃。

但十余年后，吐蕃人再一次卷土重来。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攻破小勃律国。四年后的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吐蕃国王将公主嫁给小勃律王，吐蕃对小勃律的控制达到了新的高度。

当年没谨忙说的小勃律丢失的危害果然出现，小勃律及其周围20余国都归附了吐蕃。

吐蕃人这次控制勃律地区，吸收了上一次被唐军逐出的经验，把勃律地区作为进军西域的桥头堡用心经营，这给唐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依靠着强大的骑兵突击力量，唐帝国基本克服了大漠草原对自己军事力量的阻碍，唐军得以恢复大汉荣光，把疆域深入漠北、西域等地。

但对高原，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阻碍，尤其是高原反应对当时的人而言是神秘而且致命。

比如今天为人所熟知的唐吐之间的大非川之战。

这一战，传统观点都认为主要是因为郭待封没有按照薛仁贵战前的部署导致。

当时，薛仁贵战前的部署主要分成了两部分，首先是唐军主力由薛仁贵带领，轻骑突击寻找吐蕃主力，力求进行主力决战。

由郭待封带领后军，以及辎重部队在大非川附近的大非岭 (今鄂拉山口）安营扎寨，作为薛仁贵的后援。

结果郭待封不听薛仁贵号令，擅自带领后军和辎重部队离开大非川继续前行，直接到了乌海附近。

辎重部队在移动中非常脆弱，结果被吐蕃人抓住机会，击败郭待封的部队，辎重也都被掠夺。

薛仁贵闻言后院起火，赶紧回军救援，但在大非川被吐蕃人主力堵住，“吐蕃又益众四十余万来拒战, 官军大败”，最终酿成唐军败于吐蕃的第一仗。

但这一战我们不能把问题都简单归结到郭待封冒进，因为在史书中有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告诉了我们这一战另一个真相。

《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了大非川之败后唐高宗李治对薛仁贵说的一段话，“有人云卿乌海城下自不击贼, 致使失利, 朕所恨者, 唯此事耳。”

李治对薛仁贵说，有人说你在乌海的时候消极避战，因此才导致大非川之败，我内心不能释怀的，只有（你没奋力作战）这一件事而已。

李治统治时期是初唐的一个高峰，李治所见得从来都是唐军“一汉当五胡”，从来都是敌国酋长被缚手阙下。

如果因为唐军怯懦、乃至消极避战导致了失败，李治是没法接受的。

但薛仁贵也算是高宗之时的名将，消极避战、害怕对手怕不太可能，那“不击贼”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很可能是高原反应。

大非川之战李治难以释怀的是大唐军队不击贼，这背后很可能是因为内陆府兵大面积出现高原反应导致的

大非川之战的一个主战场是乌海，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附近的托索湖。

这里的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米，是非常容易出现高原反应的海拔。

薛仁贵带领唐军从鄯州 (今青海省乐都县)附近出发的时候，海拔在2300米左右，大军应该还没出现高原反应。

但到了4000米海拔的乌海，加上唐军主力主要以内陆府兵为主，又是轻骑高速突击，出现眩晕、头痛、心慌等高原反应基本上是必然的，这应该才是薛仁贵部“不击贼”的重要原因。

所以，当吐蕃人再次出现在小勃律地区的时候，他们不仅距离勃律更近，而且他们还拥有“高原”这个盟友，这才是唐军要面临的另一个可怕敌人。

二、

在开元二十年前后吐蕃人重新控制勃律地区后，唐帝国几任安西都护都曾派兵征讨勃律地区，但都没有取得战果，直到天宝六年高仙芝这次行军，几个月内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如果单纯就这一战本身来看，我们可以找出唐军取胜的很多理由。

但黄金岛认为，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更深入的思考，天宝年间，以高仙芝这次小勃律之战为代表，唐军在高原山地作战方面有了很多成果，和之前的战斗相比，更加深入高原。

比如，天宝十二年（753），曾任高仙芝判官，此时担任安西副大都护的封常清进攻大勃律。这一战在历史上不如高仙芝小勃律之战出名，但艰苦程度不相上下，而封常清也取得了胜利。

同年，东边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也率军进攻吐蕃，再次突破了海拔三千米左右的青海湖，到了青海湖以西地区，而传统上唐吐两国是以青海湖为限分别据守的。

高仙芝一次作战成功也许有运气的成分在，但封常清、哥舒翰等人接连取得高原山地作战胜利，不由得让我们猜测，此时的唐军更加丰富了他们的高原山地作战战术体系。

唐朝玄宗时期军队需要适应草原、沙漠、高原等多种作战区域，战术体系丰富-图自长安十二时辰

现代军事理论认为，因为极端又特殊的环境，高原山地作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作战类型，拥有自己的作战体系、装备体系。

最典型就是武装力量投送。高原山地作战和其他类型作战类型相比，非常强调力量投送，以至于高原山地作战中武装力量到达指定区域就被认为作战成功了一半。

因为高原缺氧且沟壑纵横的特征，现代军队中重型载具没法适应环境，只能开发特种车辆，形成以轻型装甲车、重型卡车为基础的高原机械化部队。

而天宝六年的高仙芝，也形成了自己的械化部队，也就是“骑械化”。

天宝六年的这次行军，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史书记载高仙芝带领的唐军步兵“皆有私马”，也就是说这次行军唐军全部是骑马行军，这是中国版本的“骑马步兵”。

西方军事史中骑马步兵又被称作龙骑兵，出现在意大利战争（1552年-1559年）时期，当时法军为了应对西班牙突袭部队，命令法军火枪手上马组成了机动部队。

西方出现骑马步兵（也就是龙骑兵），很重要原因是火枪让步兵火力输出倍增，因而火枪手骑马成了划算的买卖

骑马步兵的出现最重要因素是火枪。因为冷兵器时代，战马是昂贵的资源，你花费大量金钱供养战马之后，当然是要发挥骑兵的力量，而不是浪费给相对低廉的步兵使用。

火枪的出现让步兵的火力输出逐渐赶上乃至超越了骑兵，这种情况下，珍贵的战马配备给火枪手，让火枪手具备更强的机动性，才是一种划算的买卖。

所以冷兵器时代很少有政权会组建大规模纯粹的骑马步兵部队，不过骑兵部队采用步兵各种类型方阵或者执行攻城作战还是很多的。

而按照史书记载，天宝六年高仙芝这次行军出现的确实是比较明确的骑马的步兵，这种罕见的情况背后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高原山地作战的特点。

上文已经介绍了，高原山地作战载具非常重要。在缺氧高寒情况下，士卒珍贵的体力如果耗费在爬高山过雪地上，必然导致战斗力下滑，乃至到不了预定作战区域。

高仙芝小勃律之战从龟兹出发一路向西北高原进发，路途远、海拔高，中间经过的特勒满川、坦驹岭等地非常难走，不全员备马，军队战斗力就无法保障。

其次则是这一战有要塞要攻克，需要步兵参与。

也许有读者会说，既然步兵骑马这么浪费，那全部都是骑兵不就好了吗？

这句话对也不对。冷兵器时代给步兵配马确实浪费，但步兵在攻城作战中具有独特优势，而高仙芝这次天宝六年行军就有要塞要攻克。

唐帝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击败小勃律，重新恢复开元十年前后唐军在勃律道上的威慑力，阻止吐蕃人介入西域局势。

这次作战不同于在漠北或者中亚草原的骑兵作战，中间需要攻克唐军几次进攻都没有拿下的连云堡、阿弩越城等要塞，所以必须要有很高比例的步兵参与。

尤其是在第一战，也就是连云堡之战中，当唐军出其不意杀到连云堡城下后，最终临门一脚攻克连云堡的，是李嗣业和田珍带领的步战精锐，也就是陌刀队。

连云堡地势险要，攻克堡垒时需要步兵和步兵攻坚战术的参与配合

最后最重要一点则是，此时的安西四镇拥有全员备马的客观条件。

战马在古代是宝贵的战略资源，尤其对东亚地区中原帝国而言，优良的战马产地以中亚北非等地为主，距离中原核心区域太远。

另一方面，在古代人都会饿死的情况下，供养、管理战马需要非常高昂的成本和完善的马政体系。

所以想打造一支骑兵部队，就必须要有畅通的对外，尤其是与中亚北亚的交流渠道，另外还得家底厚实、马政体系完善。

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这两点都完全具备。

大唐帝国建国不久的贞观四年，就击败了东突厥，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北亚大草原，与战马产地的交流很畅通。

而李渊和李世民都是非常优秀的骑兵指挥官，对骑兵部队的认识很深刻，建立的马政体系也很完备，加上大唐盛世国力鼎盛，这些都为包括安西都护府在内的几个边疆都护府扩充骑兵部队打下了基础。

而安西都护府还有一个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依托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府境内有非常发达的马匹贸易。

安西都护府在驻地龟兹王都专门设置了“突厥院”用于管理唐帝国和西域其他游牧民族的马匹交易。

这种马匹交易的数量很大，开元十四年 (726) 杜暹为安西都护时, 突骑施的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到龟兹交易，突骑施身处河中大草原，交易的马应该都是可供骑兵使用的优良战马。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高仙芝发动小勃律之战的时候，步兵也才能都带着私马行军，也才能实现骑械化。

但是，骑械化只是保证了唐军基本的行动和物资运输需求，真正短兵相接的时候还得靠唐军士卒决战，那唐军的高原山地作战体系里有“高原山地兵团”吗？

三、

唐军依靠雄厚国力和辽阔疆域提供的充沛的战马供应，打造了一支可以称之为骑械化的全战马部队，来执行击败小勃律和吐蕃的战斗。

但只有马还不行，兵卒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如果唐军依然适应不了高原反应，那高原山地作战也就无从谈起。

今天现代军队应对高原山地作战有大量现代装备和药物支持，这一些唐代军队是一定没有的。

但高仙芝，以及之后封常清、哥舒翰等人在高原山地作战中取得的胜利让我们有理由猜测，唐军一定有方法克服了高原的影响。

这个方法很可能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增加在高原地区的镇戌时间来提高对高原的适应。

西藏地区医院曾经统计，在出现高山(原)反应患者中，第一次进藏的人占比达到84%，第三次进藏出现反应的人比例只有6%。

随着进藏次数增加，高原反应出现概率迅速降低。

在唐玄宗时期，唐帝国在西域、陇右以及剑南等地和吐蕃帝国的对抗越来越多，尤其是在陇右，也就是今天青海地区，唐军牢牢占据河湟谷地，隔着青海湖与吐蕃对抗。

河湟谷地海拔在两千米左右，这是唐帝国用心经营的防御吐蕃人的基地，而在这附近就有不少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点。

随着唐帝国的兵制从流动性比较大的行军制度向募兵制度转变，越来越多的唐军士卒需要在镇、戌、堡等边疆军事据点职守更长时间，这意外的为唐军打造一支高原山地作战部队奠定了基础。

于赓哲指出，陇右驻军的士卒得以到位于今日月山——拉脊山一线 (平均海拔4000米) 的哨卡戍守, 逐步适应高原环境, 这对于减轻高山 (原) 反应很有帮助。

而在帝国西部，也就是高仙芝所在的安西地区，在他天宝六年发起小勃律之战之前，多任安西都护已经发起了向勃律地区的进攻。

这些作战行动都失败了，没有取得预期作战成果，背后很可能是因为此时安西唐军的高原部队还没有成型，但这些作战行动也会积累很多的经验以及部分拥有高原经历的兵卒。

另外高仙芝这次行军是“蕃汉步骑”，也就是说高仙芝很可能有意识的招募了一批高原士卒参与这次作战行动。

比如《新唐书》就曾记载，在连云堡之战中，地处克什米尔当地亲唐的识匿国国王跌失伽延战死，国王跟随征战，那理性带了一部分识匿国军队，这些人是很适应高原环境的。

总之，经过百余年的对抗和战争，唐帝国积累了很多与吐蕃帝国作战的经验，也完善了自身的高原山地作战体系，形成了自己的“高原战军团”。

吐蕃帝国是唐帝国一个强大的对手，在百余年的对抗与战争中，唐军逐渐形成了与吐蕃人作战的体系

也正是在这些准备工作支撑之下，高仙芝才能够完成被西方军事学家惊叹的天宝六年这次成功的作战行动。

因为我国古代学者信奉的好战必亡的理念，他们没有像西方的学者一样，热衷于撰写战史，对排兵布阵、军事装备、战斗推进进行详细记录。

但战报骗人、战线不会。高仙芝带领的唐军越过雪域高原，深入唐帝国的极西端，完成这次军事行动，才能让今天的我们得以反推探寻唐帝国当时军事体系建设的高度！